国家发改委王东升副司长等到我院调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

据牛津大学的调研报告，未来将有1000万非技术工种被机器人取代，其中包括文秘、工人、中介、司机等一大批岗位。

体系的效益又不以储法、找法、用法为限，必然还惠及立法和专业教育。但让民法总则去承担厘清公法人身份的功能好像也不是好办法。

各知识产权则在20世纪逐渐从法定的独占地位提升为私法上的权利，自GATT 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协议在序言中正式宣告其私权地位后，也同样产生了如何与民法典连结的问题。20世纪中期德国民法学者古斯塔夫·博莫尔是第一个用提出括号前来总结德国民法典体系方法的学者，不论赞成与否，没有人怀疑这个潜在方法的真实性。立法上不断彼此复制，专业教育上也不易集中传授共同基本的知识。另外，还有一些可能的考虑，比如民事权利一章，确认知识产权的类型（第123条），就可能有让知识产权在民法典生根的目的，解决前面提到的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的分合争议，但这样象征性的小合一，并未储存任何新的规范内涵，到底有多大意义，而且同样会有修特别法即须配合修民法典的问题，毕竟不能无疑。笔者过去即以荷兰民法创设的可登记财益（registergoederen)为例，认为可登记财益和不可登记财益的二分将来必可替代动产、不动产、权利等作为贯穿交易规范的轴线'也就是当新科技的运用已可巨幅降低登记的信息成本后，财产法的设计已完全不在乎交易目标是动产、不动产、空间。

对于以成文法律为主要法源、讲究体系一致性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此一外部调适的边际成本会随着市场复杂性的不断升高而变得难以承受。但当管制与自治还处于替代性的高度管制（压缩自治）与解除管制（高度自治）的循环时，对于德国模式的民法典而言，都还应付裕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波对民法典社经模式落伍的批判，并没有太大的影响。[11]这一主张在本文的合比例性分析中更具充分性，因为它在全部授权决定中的重要性程度最高。

而地方改革试点正处于目的与手段的权衡关系中，由此必须受到合比例性控制。第3项：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由此，分析既有授权决定的实践对该制度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比例原则在本质上是目的与手段之间权衡的限制性工具。

地方改革试点必须尽可能减少对规范体系的冲击（即降低损失），同时有效发挥试验效用（即增加收益），损益之间如何平衡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由此，有必要特别关注其他三项要素，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作出授权决定的问题。

第一种是单独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及其所辖全部范围，包括第1项和第11项（二者为同一试点事项），在31个省级行政区域（仅限大陆地区，港澳台不计，下同）中占3.23％。在试点期限届满进行效果评估和报告时，由于广东省政府统一领导和控制省内各地的评估程序和报告内容，可能出现试点差异性遭到忽视的弊端。第4项涉及知识产权法院。[10]参见《大兴4200余宗集体用地入市严禁商改住》，载《新京报》2016年12月19日第12版。

一方面要考虑到维护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尽可能将试点限制在最小的地域范围内。它们所包含的市的类型均较为多样，通常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其他较大的市的组合。这些目的不仅体现了《立法法》第13条改革发展的需要，而且可以在宪法上获得正当性。第14项：加快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构建科学规范的军官制度体系，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

第5项决定在广东省设立了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共3个自贸试验区。（一）地域范围大小 就试点地域的范围而言，涉及地方试点的16项授权决定可以分为6种类型。

第1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第8项决定和第9项决定甚至分别超过40％和30％，这等于将近半个国家置于试点中，不必要地增加了试点风险。

最差的授权决定是第9项，它虽涉及10个省级行政区域，却仅涵盖了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四个区域。基于比例原则，试点地域的确定应有两种基本考虑。17项授权决定的试点内容依次为：第1项和第2项属于行政审批。第四种是省级行政区域的特定地域，包括第2项和第5项，二者所涉省级行政区域的数量与类型分别是1个直辖市（占3.23％）、2个直辖市和2个省（占12.9％）。第14项：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关键词:  地方改革 试点 授权决定 比例原则 立法法 全国人大于2015年3月15日修正的《立法法》第1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不过，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尚无法全面评价报告义务的实际执行质量。第5项：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区域平衡性，如第6项决定统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兼顾不同发展阶段和模式。（二）地域差异分布的合理性 就地域差异分布的合理性而言，第1项决定在全部17项授权决定中最差，因为将试点措施局限在一省及其所辖各级各类行政区域中，在地理分布上极不均衡。

而第17项是针对保险基金的管理机制，虽涉及行政相对人，但只是管理体制的变化而对相对人权利无实质影响，因此第17项是重要性程度最轻的。现代法治的基础是法的常规性，它意味着法律必须是普遍、统一和稳定的，但这种常规性总是受到例外状态的潜在威胁。

这就涉及对第13条等字的理解。第9项针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品注册分类。在此意义上，考虑到第三、第四和第五类事项的授权决定多于2015年3月15日之后作出，其妥当性存在疑问。在天津市设立了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共3个自贸试验区。

其中，第14项和第15项是对军官、公务员等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与职务相关的任职保障。在地方改革试点制度较为发达的法国，正是通过比例原则来对地方试点进行全方位控制的。

显然，第三类存在瑕疵。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16项，涉及第4次会议（第2项）、第9次会议（第3项）、第10次会议（第4项）、第12次会议（第5项）、第13次会议（第6项）、第14次会议（第7项）、第15次会议（第8项）、第17次会议（第9项）、第18次会议（第10项、第11项和第12项）、第22次会议（第13项）和第25次会议（第14项、第15项、第16项和第17项）。

[11]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法学》2016年第12期。申言之，国家体制的完善与优化是正确的目的，地方改革试点是必要且重要的手段，但不加控制却有可能对法制统一、平等原则构成减损，因此，在目的、手段和受到减损的法益这三者之间就有必要进行合比例性衡量，特别是通过衡量来控制作为手段的地方改革试点。

（1）特定领域或类型的试点会使例外状态超出法治常规性所容许的范围，对法制统一、平等原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应当承认地方改革试点存在禁区。第三类事项的被授权主体为国务院，农村产权制度主要涉及国务院的行政管理职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出现争议也可能进人诉讼，因此其事项内容与被授权主体部分匹配。因此，在审议和批准试点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需要注意对草案的审核和控制，对于存在问题和瑕疵的草案，可以退回提案机关进行修改，从而保证试点在源头上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第8项：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从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容来看，试点会直接涉及试点地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显然不能因为涉及被授权主体过多而在授权决定中放弃列举被授权主体的范围。第三类是未限定期限，包括第14项和第16项两项。

第12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6]法国宪法委员会曾裁定：地方试验必须具有明确的条件和目的，限于确定的期限之内，进行有效的效果评估等，才符合比例原则。

有必要运用比例原则反思既有授权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合比例地解释《立法法》第13条，明确其中的内容、时间和空间三方面限制的各自标准及其相互关联，从而促进未来地方改革试点的良性发展，保证科学和稳妥地推进改革。第10项决定亦可勉强归入此类，但其试点及于全国，因为国务院只批准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发行。